休息一晚，第二天早起开会。
常镇业召集了留在京城的穿越者，到军机处开会。开会需要讨论的内容不少，先是由蒋淦向大家介绍司法改革的内容，计划在南方四省先行推行试点，然后在推广至全国。穿越者当中只有蒋淦一人是律师出身，众人自然也就对他的改革计划没有意见。
然后是许纬辰向大家介绍吏制改革的计划。明清两代，基层政务把持于胥吏之手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清代名臣郭嵩焘曾经说过，大清是“与胥吏共天下”，其实大明也不遑多让，只不过大明阉宦的问题更为突出，所以胥吏之恶才会被忽略。
关于胥吏之恶的源头，其实古人自己也十分清楚：唐宋以来，以制举取士于文采声华，而士乃不习民事；吏习民事，而不得美仕。吏日下，士日尊，判然两途。而士之子恒为士，降而为吏，即为隳其家声。于是吏益以无赖。朝廷兴一利，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。欲革一弊，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。自知罪大，则纵火去其籍，使茫然莫知其颠末。且官有除降，而吏则长子若孙；官避本籍，而吏则土著世守；即年满有制，重役有禁，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，更名而不更人，更人而不更其所守。夫以他州外郡之人，为来往无常之官。官一而吏百，又皆文采声华不习民事之官，以之驾驭百十为群、熟悉风土、谙练事故、作奸犯科无赖之吏，于此能奏循绩焉？沿袭既久，如久病之人，转以病为命，一旦悉去此辈，则百司茫然，一步不可行，势不能以终日。
许纬辰之前和顾炎武商谈之时，顾炎武也提出，“今天下官无封建，而吏有封建。州县之弊，吏胥窟穴其中，父以是传子，兄以是传弟，而其尤桀黠者，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，以掣州县之权。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矣。”
但话虽如此，不敢铲除这个积弊那就不叫穿越者了，新的吏制方案就是要努力扭转这个局面。明朝初年，吏的产生机制是“签充”，也就是在老百姓当中抽选家世清白粗通文墨的人，到衙门当吏，三到五年一换。后来有些人渐渐意识到当吏有利可图，于是便演变成了“纳粟投充”，也就是花钱或者捐粮来谋取吏职。但既然是花钱谋取，自然是要连本带利赚回来的，所以各种贪污舞弊的手段就层出不穷。吏制改革的方案首先就是改变吏的选拔方式——既不是签充也不是纳粟投充，而是采取童生报充和雇佣并行的方式。
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调研，许纬辰发现，州县之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，第一种是办理文书往来、撰写钱粮刑名材料的书吏，第二种是负责治安、抓捕、养马的衙役，第三种则是办理各种收缴、查封、运送等杂务的差役。在恢复设置县尉之后，第二类衙役基本上转由县尉管理，由退役士兵充任，不在考虑之列。而第一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，所以改由童生报充的方式，童生读过书，应过科举，而且是县试、府试合格的，家庭背景和个人素质有一定的保障，由这些人充任书吏，希望能改善一下吏干的整体素质。而差役就改为雇佣，虽然人员方面并无改善，雇佣关系随时都可以解除，给予州县官员多一点威慑小吏的手段。
听到这里，白羽等好几个人都跳起来问，童生尚有科举前途，为什么会去报充书吏。许纬辰的解释是，童生之考秀才，名额不多，大部分人会反复落榜，终身难进一步，甚至会出现“白发童生”的现象，所以如果给他们机会去当书吏，也有一定的吸引力。而且，为了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，改制的方案是将书吏称为“文吏”，分一至九等，每等薪俸不同。童生年满二十一而不足三十者可以到县报充，录为九级文吏，此后每两年晋升一级，待升至五级两年俸满，可以到省城参加考试，称为吏试，中试者一等授主簿官职，二等晋升四级文吏到京任京吏，京吏的薪俸待遇又上了一个台阶，而且还有被选拔为小京官的机会。这样一来，就给了童生一些入仕的希望，一部分自忖科举无望的童生，会有报充担任文吏的动力。
用这套文吏体系取代现在的胥吏，当然还需要时间，最简单的做法，就是冻结全国的胥吏招收，不再产生新的“父以是传子，兄以是传弟”的胥吏世家，然后花上十几二十年时间，让原有的胥吏慢慢年老退出，新的文吏们占据吏员系统，并且拥有相对较高的个人素质。
众人对这个思路倒也比较认同，只是觉得就算是新的吏员，时间长了也会产生出父子兄弟承传的弊端。许纬辰当然也不否认，但是强调因为有童生这个身份要求，县试、府试两层科举能成为一道筛选屏障，若是不能通过筛选，自然不能父子承传，若是能通过，那也至少是父子两代读书人了，总会比较好一点。
众人议论一番，觉得许纬辰的这个计划大致可行，于是便决定发内阁讨论，等陈永华表示支持之后，便可在南方省份试点推行。
常镇业总觉得这个办法有些虚浮，似乎不像听上去那么好，便趁着午饭的机会，将许纬辰拉到一间单独的值庐当中详谈。
许纬辰于是屏退了所有人，悄悄告诉常镇业，其实自己对这个方案能否改善吏治也毫无把握，毕竟就算现代社会，都未能改变基层小吏欺上瞒下吃拿卡要的作风。只不过，为了纾解童生科举道路的壅塞，想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善而已，至于能否达到改善吏治的目的，只能说“得之我幸失之我命”。
常镇业听完许纬辰的话大感舒心，如果这套改制方案真的有利于纾解科举壅塞，那倒也值得一试。于是，常镇业也向许纬辰说起京城的一些改革举措，最重要的一个举措，就是将京城从附廓的大兴、宛平二县中划出，以内城、北外城、南外城的城墙以内、皇城宫墙以外为都内厅，在顺天府增设理事府丞一人，专理城内事务。大兴县的县治迁往京南黄村，宛平县的县治迁往京西拱极城，京城东面朝阳门外部分原属大兴县的土地划入通州，京城北面健德门外部分原属宛平县的土地划入昌平州。这样就形成了通州、大兴县、宛平县、昌平州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拱卫京城，而京城以内由都内厅治理的格局，主要的好处是城内可以统一规划，并且四品的理事府丞比起六品的京县知县来，跟权贵打交道的时候底气更足一些——当然，大兴、宛平两县的知县在不再附廓京城之后，品级也相应地降为七品。
另外，军机处又决定将礼部的祠祭、精膳二司撤销，原因是这二司的事务与五寺之中的太常寺、光禄寺重叠。今后，祠祭事务全部由太常寺承接，宴会事务全部由光禄寺承接，礼部仅在仪制司下保留祭祀、宴会两科负责对接相关事务。而主客司更名为礼宾司，仍负责礼宾接待事务。作为补充，在礼部增设科考、远交二次，科考司负责科举考试事务，远交司负责泰西欧洲国家的外交事务。
许纬辰对常镇业的这些改制做法都非常支持，并且表示回到南京之后，也要对南京的区划进行改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