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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7章 选拔人才

站奴 晓晓松松 2640 2024-11-15 09:03

  易清山抢先开口道:“姚兄弟啊,不必太急了,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,你应该多注意你的伤口才是。”

  姚义平连连摆手,忙询问这几天为何无故失踪。

  易清山也甚是高兴,于是笑着将这些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姚义平听。

  姚义平听后恍然大悟道:“哦,听大哥的意思原来是去打猎时偶然救了一个姑娘,然后就跟着索伦人回了部落。”

  金圣贤这时出来补充道:“后来去了威虎山将守军调遣出来,在路上消灭了一个鞑子部落,损失略微有些大。”

  李拾壹闻言也赶紧说道:“要论杀鞑子我李拾壹是当仁不让,那天我一刀砍死了俩鞑子,忒解气!”

  见几人都功勋卓著,姚义平也不甘人下,将这几天他在宁古塔所做的事都说给了几人听,表示自己也没偷懒。

  “什么?宁古塔竟然也有科举考试?还有匠试,简直是闻所未闻啊。”参加参加过科举考试的金圣贤惊呼出声道。

  要知道科举考试的难度是相当大的。

  清代科举在报考上的种种限制尚且不说,仅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,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。

  参加科举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,没有十年寒窗苦,哪来金榜题名时。实际上,一个孩童从启蒙到参加考试,需要经过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。

  试想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温饱尚且难以解决的情况下,还要贡献出一个成年劳力,其经济压力该有多大。

  这仅仅是在生产方面而言,事实上,参加科举还有其他的直接费用。比如到县城、府城、省城、京城的来回路费、住宿吃饭费用,还有各种名义的担保费用。

  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负担的,除了举债之外别无他路,可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,又有谁会借债呢?

  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,真正出在寒门的仅仅是极少数,这个比例不会超过10%,绝大多数进士都拥有一个较好的家底。

  出身寒门的进士,不是父母铁了心要让儿子成才,就是他本人天赋异禀,半工半读,否则决难攀上科举的最高峰。

  再者,科举之路异常艰辛,能一次性顺利通过院试、乡试、会试的少之又少,至少笔者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。

  就是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也在会试中落榜,还有曾国藩也是考了多次才取得了秀才的功名。

  从院试到会试,这中间就有九年的时间,如果在哪一个阶段蹉跎一下,就是十几甚至是数十年了。

  而课本中曾提到的范进五十多岁才考中举人,考中前家中不仅异常穷苦,连吃饭都得靠着老丈人救济,翻身中举之后变得疯癫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据后世统计,清代进士的平均中举年龄是28岁左右,这么长时间的应举,其经济负担可想而知。

  经济条件是参加科举的基础,但能否考中进士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文化氛围。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,大部分进士都出自书香门第,甚至很多都是官僚之家。

  这也不难理解,父母如果是个文盲或是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,是很难教育孩子的,而孩童的启蒙教育尤其重要。

  官僚之家的孩子从小就聘请名师,或是亲自指导,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清楚,且在文章、诗词、八股文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,这样便容易引导孩子使之获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。

  以曾国藩为例,他的祖父曾玉屏在世时,家庭条件算得上是一个小地主,正是有了经济基础,这才培养自己的儿子曾麟书参加科举。

  但因曾玉屏文化水平不够,无法亲自指导儿子读书。加上曾麟书天赋也一般,他参加了16次院试才好不容易考得一个秀才,而仅仅是这个秀才,也让曾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誉。

  到了曾国藩这一代,由于他父亲曾麟书有了科举的经历,因此曾国藩的科举之路相对要顺畅。

  曾国藩5岁入私塾,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,当时虚岁25,算是早成大器的。可即便如此,曾国藩在院试中也受到几次挫折,最终才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。

  李鸿章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,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,才最终走上了进士之路。

  从录取人数来看,约有3万人可以获得生员的资格并参加乡试,其比例只有1.5%左右;乡试录取人数大致在1500名左右,其比例约为5%,这还仅是最低级的考试。

  会试录取人数不定,最多时有400余名,而最少时不到100名。清代共开科112次,总共录取了27000多名进士,每科录取人数大致在240名左右。那么进士的录取比率大致在6%左右。

  进士的录取比例表面上看不算太低,甚至比后世北大、清华的录取率还要高很多。可我们要知道,在参加殿试之前,考生首先要通过院试、乡试和会试这三关,那么难度就很大了。

  但从整体来看,进士的比例不到读书人的0.0001%,也就是万里挑一,因此可以说进士是名副其实的稀有动物,因此金圣贤对科举这般态度也不难理解了。

  科举制度,乃系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。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清朝将这种科举取士的选拔制度予以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和完善。

  按照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的说法,“有清一沿明制,二百馀年,虽有以他途进者,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”。

  清朝时期,科甲出身的官员被称为“正途”出身,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在清代官场占据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份额。

  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,清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就是通过科技考试进入仕途,于官场施展政治抱负,赢得青史留名。

  但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,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。

  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,也使一些知识分子,无法在学术上、思想上进行创新,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,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。

  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。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,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,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。

  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,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,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,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。

 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,并且官官相护,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。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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